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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 來自:不詳  閱讀:   時間:2012.04.17 ]
泵閥行業最低工資標準年均增長有望達13%以上
    2月8日,中國國務院批轉《促進就業規劃(2011-2015)》稱,“十二五期間,最低工資標準將年均增長達13%以上”。規劃稱,“要深入推進工資收入分配製度改革,積極穩妥地推進工資集體協商,建立健全企業工資決定機製和正常增長機製”。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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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據亞洲泵網了解,受惠於此項國家政策,未來5年內泵閥行業最低工資有望“倍增”,人均工資亦有望成倍提升。
  
  經過30年發展,中國是否已臨近“充分就業”階段(即所謂“劉易斯拐點”),可謂見仁見智。瑞穗綜研的統計顯示,在勞動力從過剩向短缺轉變的過程中,中國的工資水平的確在提升。剛加入WTO的2001年,中國人平均年收入為15.9萬日元,日本為454萬日元,收入差距達28.5倍;但到了2010年,中日GDP總量逆轉,中國城市地區人口平均年收入增至45萬日元,日本降至412萬日元,收入差距縮至9.2倍。2005年至2010年,中國城市地區工資年增長率為13.8%,5年內正好增長了約一倍。不過,人均收入最高的上海(79.3萬日元)與北京(78.6萬日元),和日本收入最低的衝繩縣(323萬日元)、青森縣(338萬日元)之間仍差距明顯。
  
  單純從收入水準上比較,中國已大致相當於日本的20世紀60年代——日本在當時出現了“劉易斯拐點”。1960年,篤信凱恩斯主義的池田勇人以絕對高票當選首相,上台後即提出“國民收入倍增計劃”。他認為,“在高速增長的同時,若勞動者工資水平沒有與GDP增長比例同步增長,社會生產力與消費水平的巨大反差會阻礙經濟的可持續發展,隻有實施收入倍增才能解決國家經濟內需不足、產能過剩問題”。
  
  在此期間,日本GDP年增長計劃目標為7.8%,但實際增長高達11.6%,國民收入年增長達11.5%,兩者基本上實現了同步增長。至1967年,日本GDP提前翻了一番,國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,1968年即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國。從1960年到1973年,日本人均實際收入增加了兩倍,失業率也維持在1.1%至1.3%左右的低水平。經濟學家林直道在《現代日本經濟》一書中寫道,“這些成就讓日本國民生活方式、社會形象、思維方式乃至日本列島的麵貌都發生了根本性變化,就像換了個國家似的。”
  
  中日兩國“似是而非”,經濟結構差異巨大,不能簡單照搬日本的經驗,但日本無疑在很多方麵依然是一麵鏡子。日本的實踐說明,當一國經濟基礎達到一定條件時,國民消費與生產同步增長才是社會快速發展的動力,“藏富於民”才是根本的“維穩”之道。如果經濟增長和工資增長的速度不匹配,國民無法分享經濟增長成果,所謂的“中國夢”就將永遠隻是夢。在經濟還持續高增長階段,尤其是“國富民窮”、中央財政盈餘過剩的情況下,進行國民收入分配改革無疑是明智之舉。
  
  但問題的關鍵在於,“國民收入倍增”的成本應主要由誰負擔。如果將之過多轉嫁給企業,大多競爭力不強、且融資困難的中國企業將雪上加霜,中國自主產業的培育將更加困難。對外企而言,勞動力成本快速提升將成為新的“中國風險”(China Risk),這些企業將不可避免尋求規避這種風險。
  
  進一步講,中國麵臨的“中等收入陷阱”,單純靠“收入倍增計劃”是遠遠不夠的,而且不適度控製通貨膨脹,收入倍增的消費效果將大打折扣。日本之所以能超越“中等收入陷阱”,源於成功地實施了配套改革。除“收入倍增計劃”外,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,日本完善了工會製度,製定了“勞動三法”(勞動關係法、勞動基準法、工會法),承認並保護“勞動三權”(團結權、協商權、爭議權),且在泡沫經濟到來前,就基本完成了福利製度建設,積聚了此後抗衡漫長經濟停滯的力量。
  
  中國急需的正是包括收入分配、勞工權益保護在內的綜合性配套改革,留給中國的時間並不多,這一係列的改革都宜早不宜遲。